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有“离农脱小”盲目扩张倾向的中小银行更要注意了。
1月14日，为推进农村商业银行更好地回归县域法人机构本源、专注支农支小信贷主业，不断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保监会于近日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重要聚焦部分农商行出现了经营定位“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要求农商行完善适合小法人和支农支小定位的公司治理机制，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专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上述监管政策要求能够在农村商业银行体系有效落地，《意见》专门制定了监测和考核农村商业银行经营定位和金融服务能力的一套指标体系，包含了经营定位、金融供给、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机制等4大类15项指标。主要要点如下：
1、业务立足当地
《意见》要求，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的比重要大于等于70%。
2、坚持支农支小主业
《意见》要求，农商行要将业务重心回归信贷主业，确保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贷款总量中占主要份额，辖内农户和小微企业建档评级覆盖面和授信户数有效增加。严格控制大额贷款投向和投放比例，合理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余额。
具体在考核指标上，各项贷款期末余额／表内总资产期末余额>=50%，涉农及小微贷款占比要逐年提高直至超过80%，大额贷款占比要逐年下降直至低于30%。
3、创建符合支农支小的公司治理机制
将股东支农支小服务承诺写入公司章程，并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注重选聘具有“三农”和小微企业业务背景的董事，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三会一层”制定落实支农支小发展战略的职责分工，并将支农支小考核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
省联社应注重发挥对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定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辖内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政策落实情况、具体效果以及省联社采取的相应措施，应作为监管部门对省联社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并赋予足够权重。
4、完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
强化监管激励约束措施，优先支持定位清晰、管理良好、支农支小成效突出的农村商业银行参评标杆银行，支持其参与设立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鼓励其审慎合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二级资本债和可转债等业务创新。对于不达标的农村商业银行，督促制定总体整改目标与分年度达标规划，配套跟进督导和监管措施。
“高举高打”业务模式终结
农商行是我国县域地区重要的法人银行机构，截至2018年9月末，全国有农商行1436家，资产负债规模均超过23万亿元，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在各项贷款的占比长期保持在60%和50%左右，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户均余额分别为30万元和131万元。农村商业银行以在银行业10%的资产占比规模，贡献了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22%和21%的规模，成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名副其实的金融主力军，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近年来，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影子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使得部分农商行找到了一条可以迅速做大规模、突破所在区域经济发展限制的“捷径”，经营定位出现了“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称，2015-2016年期间，很多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上采取的是“高举高打”模式，在负债端，重视同业负债，加大同业拆入或回购，发行同业存单，在避开存款募集的地理局限的同时，享受宽松货币带来的低成本同业资金；在资产端，配置高收益率的资产，以尽可能地拉开与负债成本的差距，赚利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高举高打的同业业务模式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存贷业务，因为都是一手负债，一手资产，赚息差的套路。
因此，《意见》的推出，旨在让农商行坚守支农支小的定位，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专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的出台：
一是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更好地改进支农支小金融服务。特别是在当前部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遇到困难的形势下，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地方法人银行机构，能够通过扎根当地、潜心服务，更好地帮助企业纾难解困，推动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
二是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通过监测指标的定量评价和监管措施的硬性约束，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定位进行纠偏，确保农村商业银行落实好中小银行的定位要求。
三是有利于农商行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通过对农商行坚守定位、强化金融服务的要求，引导树立服务实体、“做小做散”是防范风险根本之策的理念，创建完善适合支农支小主业特点的风险管理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加大支农支小贷款投放力度，不良容忍度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加明确、细化要求农商行加大对支农支小贷款的投放力度，《意见》的最大看点，就在于专门制定了监测和考核农村商业银行经营定位和金融服务能力的一套指标体系，包含了经营定位、金融供给、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机制等4大类15项指标。
例如，考核指标中对农商行贷款占总资产占比、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大额贷款占比、涉农和小微贷款增速、涉农和小微不良容忍度等方面都明确了具体考核指标数值，可谓是“两增两控”监管要求的升级强化版。
尤其是对涉农和小微贷款的不良容忍度进一步提高，在此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高出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相比之下，此次《意见》则明确，农商行涉农不良贷款率高出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不良率以上3个百分点以内，或者与5%取孰高值来作为考核上限；小微不良率容忍度则是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之上3个百分点以内的，可不作为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关于支农支小考核指标和监管激励约束措施的制定在过去并不多见，此次是对农商行坚守主业定位提出更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对涉农小微贷款不良率容忍度的放宽，让不良容忍度的定性更加明确，从实操层面，对农商行坚守主业的指导意义也更强。
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末，全国有农商行1436家，资产负债规模均超过23万亿元，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在各项贷款的占比长期保持在60%和50%左右。但《意见》提出，涉农及小微贷款占比要逐年提高直至超过80%，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农商行达成监管目标的压力比较大？
对此，曾刚还表示，不少县域农商行90%以上的贷款投向都是支农支小，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县域农商行来说，相关监管考核目标的设定并不难完成。但对一些城区农商行来说，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会有难度，因为这与当地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
因此，曾刚建议，下一步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细化针对农商行的考核指标要求，区分县域农商行和城区农商行设定不同的考核指标要求，尤其是对城区农商行所设定的考核指标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要结合当地经济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监管考核，核心是要提高农商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意见》也提出，各省级监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差异化的监测指标体系，指导下级监管部门对辖内农村商业银行逐家制定监测考核目标，定期对达标情况进行统计监测和考核通报，确保达标机构覆盖面持续上升。对于不达标的农村商业银行，要督促制定总体整改目标与分年度达标规划，配套跟进督导和监管措施。
农商行大洗牌来临， “高危”农商行超60家
去年以来，农商行就频频传出不良激增的负面消息，一些农商行甚至被曝出真实不良率高达5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受不良“爆表”影响，2018年有十余家中小银行被评级公司下调评级或评级展望变为负面，其中绝大多数是农商行。
面对已经暴露的大规模不良，加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声音担忧农商行加大支农支小贷款投放只会进一步加剧资产质量的恶化。
不过，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就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真正的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如果风控得当，并不会给农商行带来如此高的不良率，当初监管部门设立城商行、农商行的初衷，是为了让这类银行扎根当地的小微、“三农”，但后来这些银行的业务都走了样，“垒大户”、做非标和委外业务等才是让不少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率高企的真正原因。
李奇霖也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农商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一是在过去同业业务扩张时期，农商行可以通过同业、非标等业务隐藏不良，现在强监管都堵住了这些路子；
二是监管要求把90天以上逾期贷款都纳入不良，不良认定更加严格；
三是去产能和环保叠加经济下行对中小企业冲击更大，这些都是城农商主要的客户群。
据wind统计，在2016年一季度环保、去产能政策开始时，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是1.72%，到2018年年中下降到了1.48%，不良压力整体来看是有所缓解的。但同期，城商行不良率却从1.46%上升至1.57%，农商行更是从2.56%大幅上升至4.29%。
可见，坚守支农支小的定位，并非农商行不良激增的始作俑者；相反，如果农商行坚守支农支小的差异化经营策略，长远看反而利于发展。曾刚就认为，进一步明确农商行定位，对农商行的规范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而言有很大作用。《意见》的核心要求就是让农商行的业务模式回归存贷款主业，定位上坚守支农支小，短期对实体经济支持有很好作用，长期对银行发展也有好处。
“在大客户资源的争夺上，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没什么竞争优势，在行业调整中也最容易受到冲击。坚守主业也是为了夯实客户基础，长远看，能够活下来的小银行，就是能把客户基础做好，能够与大银行形成差异化竞争。”曾刚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也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我国正规金融体系仍具有浓重的“国有”或者国有行为特征的体系，缺乏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有清晰和特色的市场定位的正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充分暴露出我国金融体系这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部分城商行、农商行和农信社出现了高风险，也与其脱离市场定位有关。城商行、农商行和农信社是基于当地区域、当地居民或农民设计的金融机构，只有回到这个“本源”，才能安下心来去发现所服务区域和群体的价值，并开发出客户所需要的金融服务，这既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也是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的根本。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商行被强调坚守支农支小主业，全国超1400家的农商行将迎来一轮大洗牌。根据央行在2018年第一季度进行的针对4327家金融机构的首次评级测试中，8-10级（评级结果分为1-10级，基本越高表示机构风险越大）的机构达420家，其中，235家为农村信用社、109家为村镇银行、67家为农商行。
“现在的小银行普遍对未来都有危机感，都在尝试着转型，但全国中小银行太多了，未来几年可能会看到零星的小银行出现破产。”北京一银行业观察人士称。
银行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理想境界是什么？是银行即服务。
2019年6月14日，亿欧智库研究院将在“2019丨全球新经济年会·金融科技峰会”上发布《2019开放银行与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深度解读金融科技赋能开放银行的融合与落地应用——上海·虹桥·世贸展馆邀您见证！抢票链接：https://www.iyiou.com/post/ad/id/818
